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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值最大的10家公司和美国前十有什么区别?

大发排列3网址 原创 | 2019-05-17 00:40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关键字:公司 价值 企业 

  每一年美国的《财富》杂志都会有一个全球五百强的排行榜,我们既然有120家所谓的五百强企业,为什么还讲中国需要伟大企业?那么,“大“跟“伟大”之间到底什么样的区别?

  一、什么是伟大的企业?

  一般来讲的话,规模上的大,跟我们讲到的能够创造价值的伟大企业,它们之间是有很大差异的。

  大家经常会问,你怎么定义伟大企业?如果从财务、经济学角度讲,我们把那些能够创造价值的企业,能够持续地、长时间地创造价值,给它的股东、给重要的投资方、消费者、员工提供合理回报的这些企业,我们把它称之为伟大企业。

  大量的研究显示,一个企业如果能够长时期地保持比较高的投资资本收益率,具备了创造价值的强大能力,那么这种企业就符合我们讲到的伟大企业的范畴。

  回顾整个企业史过去的一、两百年,什么样的企业真正做到了能够保持比较高的投资资本收益,能够成为大家公认的伟大企业?我想这里面有两个例子是比较典型的:一个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通用电气,就是GE。过去130年时间里面,什么样的技术、什么样的产品对人类的生活质量改变最大?是电,电对人类生活改变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通用电气是一个以围绕着电来做业务的企业,它最早的创始人就是爱迪生,大家比较熟悉,他的一个理念就是,凡是电所到的地方都是我们的业务可以扩展的方向,我们通过电来给人类提供更美好的生活。

  通用电气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在一百年的时间里,它其实一直保持将近20%以上的投资资本收益率,就是每一块钱的资本投入进去,能产生两毛钱的税后利润。那么在工业企业,特别是大体量的工业企业,业务品类这么多的工业企业里面,这是非常难得的。而且它的这种盈利和整个估值,一直保持比较持续的稳定增长,我想这是它成功的一个原因。

  背后的秘籍在什么地方?原因很简单,它就围绕着它的主线,一定是跟电相关的,一定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比较好的价值创造的能力。

  现在GE本身也有很大的争议性。去年的6月份,因为它的表现不太好,最终从道琼斯工业指数排行榜里面把它剔出来了。咱们国内很多的媒体,或者说是一些企业家认为,GE失败了。但事实上,这个企业在过去130多年的历史里面,它类似的调整有很多次,而且它始终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以良好的业绩表现、以对这种价值创造作为主要诉求的这样一种企业文化。

  另外一个例子,其实我想就是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是一个大家公认的在高科技技术领域里面比较好的企业,但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的时候,它有一些我们叫“颠覆式创新”的产品出现,就是个人的电脑出现。个人电脑在性价比方面,在当时的运用能力方面,已经开始起到了能够替代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传统产品,这些小型机、中型机甚至大型机的一种程度。

  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大概从1990年到1993年连续亏损,基本上没有任何人认为这个企业还能够复苏,还能够活过来。这个时候他们派了一个CEO,大家可能都听过,他后面写了一本书,咱们中国人给他起个名字叫郭士纳,这本书的名字叫《谁说大象不能跳舞?》,就讲他接手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业务之后,所发生的一系列的变革。这变革就一个主旋律,就是怎么去提升它的价值创造能力,提升它的投资资本收益率。最后把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PC部门出售给中国的联想,果断地把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从一个制造商向一个服务商转型。

  它做这种咨询服务,做软件,这些行业的资本占用金额是非常低的,但毛利非常高。进行这样一种业务重组调整之后,整个企业的投资资本收益率一下就上去了,一下就恢复了,现金流变成正的。通过这种方式,这个企业重新恢复了强大的价值创造能力,市值又回到了2000亿美金的水平上来。他最后卸任的时候,回顾这段历史写了本书,就是刚刚提到的《谁说大象不能跳舞?》。

  像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这样一个业务品线非常多,多元化程度非常厉害的这样一些企业,在面临困境的时候,它其实可以重新回归到我们讲到的最基本的价值创造这条主线上来,围绕着投资资本收益率来重组它的业务,最终通过“瘦身“,通过重新转型,跳出优美的舞步。谁说大象不能跳舞?有很多小而美的企业、小而伟大的企业,能够比较长时期保持比较高的价值创造能力,它都算是伟大企业,所以它跟这个规模之间其实没有必然的联系。

  企业,作为最基础的经济单元之一,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企业飞速成长,书写了众多传奇的财富故事。1984年,联想从20万元起步,2018年营业收入超过三千亿元人民币;2018年初,贵州茅台流通市值首次突破万亿元,成为制造业的一杆旗帜;2018年,中国的三家能源公司继续保持《财富》杂志世界500强前五名的地位毫不动摇,而利润榜排名前10位的四家中国公司,依然是国有商业银行的身影。这些企业能否能被称为伟大企业?它们与伟大企业之间还有怎样的距离?

  二、我们的企业离伟大有多远?

  1978年我们几乎没有现在意义上的企业,我们有的只是计划经济下的完成指令计划的行政部门。短短40年时间,我们把这些完成指令计划的行政部门变成充满活力的、能够在全球市场上竞争的这样一种经济单元,这样的一些企业。

  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不可否认,就是民营经济的崛起。在过去40年,我们看到四次比较大的创业浪潮,从1980年温州的章华妹领到第一张个体工商户的营业执照开始,整个八十年代看到的是乡镇企业的崛起,出现了很多企业家和伟大的企业,像大家比较熟悉的华为任正非、张瑞敏、鲁冠球这样一些企业家。

  第二波浪潮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我们看到大量的学者还有政府的一些官员下海形成新的市场派,出现了像大家比较熟悉的陈东升、郭广昌这样的一些人物。

  第三次创业高峰出现在90年代末期,互联网浪潮高峰时期,像大家现在耳熟能详的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再加上京东,基本上是这个时期产物,我们有了像马化腾、马云、李彦宏这样的一些代表性的人物出现。

  那么第四次讲创业高峰期,应该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双创时期”,这个阶段还在延续之中。这里面什么样的企业能变成伟大企业,或者是未来的引领世界的企业,我想可能我们还需要时间去观察、去判断。

  用一句话来总结,中国经济在过去四十年,我们在微观基础方面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我们中国大企业的崛起。1996年我们有两家企业第一次进入全球五百强的排行榜,其中一家企业是大家熟悉的中国银行,另外一个是中粮集团。

  到2018年,包含台湾地区,中国进入五百强企业的数量是120家,几乎每一年是以五到六家的速度在增加,而美国基本上从最高峰期的近两百家一直在减少,按这样一种动态的趋势,在未来的两年我们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拥有财富五百强最多上榜企业的这样一个国家。

  但这里面我想跟大家强调一点,五百强企业是按照销售收入来划分的,这是2018年我们进入五百强的120个企业的前四十名,这里我把大陆企业列出来,大家看到非常有趣的两个观察:第一个大部分是央企或者地方国企,第二点它们绝大部分集中在提供资金、能源和原材料这样一些生产要素的行业。

  如果我们看上市公司,这个特征就更明显了。按照2018年年底的市值选出排名前十名的企业,A股市场十家最大的上市公司里面,有六家是金融机构,它提供资金;有两家是能源企业,它提供石油或者天然气这样一些能源;还有一家是茅台酒,茅台酒在我的理解中,其实也是提供重要的生产要素。

  我想这个特点跟美国排名前十名的上市公司相比,有很大的差异性。它前十名公司行业的结构会更加多元化一些,而且有将近五家企业是所谓的高科技企业,它有消费品公司,也有金融机构,也有能源企业,会更多元一些。

  我们在过去四十年经济增长高歌猛进,我们作大量的投资,那么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大量的生产要素,需要资金,需要能源,需要原材料,那就使得我们这些领域的企业能够迅速地崛起,形成大的这样一些企业,这也是我们值得骄傲的一个伟大成就。但回到第二个问题,这些企业它是不是就是伟大企业?“大”就一定是“伟大”吗?规模大的企业是不是一定能够创造价值?

  这是从1998年到2017年,中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平均的投资资本收益率的一个衡量情况,这20年平均只有3%。大家可以思考这个问题,3%意味着什么?也就是我们给这些上市公司一块钱的资金去做它的主营业务,提供产品或者服务,一年之后它所带来的税后利润其实只有三分钱。

  美国在完成工业革命这个时期,就是1870年到1970年这段时间,上市公司平均的投资资本收益率应该是10%以上,我们是3%。再回到刚才我提到的五百强企业,我们120家平均的资产收益率只有1.65%,而美国是4.79%,是我们的2.9倍。从这个角度讲,其实也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的企业它规模很大,但是在创造价值方面并没有展现出足够好的表现出来?为什么我们高速增长并没有催生出这些伟大企业出来?

  三、培育伟大的企业需要怎样的土壤?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不管是我们的外部环境,还是企业家的认知方面,其实是有一些局限性的,使得我们的企业往往把规模放在价值创造的前面。这里面的原因主要有五点:

  第一点,我们存在一个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我们强调要素投入,不管是地方政府,还是用GDP(国民生产总值)作为一个主要的发展指标,对企业而言,它把规模做大之后,基本上有条件、有前提可以得到更多的资源。资源占有导向型这样一种经营思路,就必然使得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把规模放在投资资本收益的前面,但这后果本身也比较严重,企业如果投资资本收益率不高的话,必然的结果就是企业的债务率会越来越高,也就是杠杆率会越来越高。

  中国整个宏观杠杆,到2018年的3月份,就按照国际清算银行的这个数字,整个债务包括企业债务、家庭债务、政府债务,全部合在一起之后是我们GDP(国民生产总值)的2.6倍,但其中这种非银行的企业债务是我们GDP(国民生产总值)的1.64倍。那么大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1.64倍意味着什么?假如说我们企业的平均资金成本,一年所需要支付的利息如果是6%的话,也就意味着我们这些企业一年时间里面,它需要用来偿还利息的资金相当于我们GDP(国民生产总值) 的10%,就是我们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10%是用来还这个利息的,因为背后是大量债务来支撑的这样一种企业运营的格局。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金融机构在资源配置方面其实是缺乏效率的。过去将近20年时间,我们的两个板块:一个国有板块,一个民营板块,除了1999年、2000年之外,剩下绝大部分时间,民营企业的投资资本收益率相对而言会比国企高一些,但这里面有很多原因,就是国企可能有很多社会责任,民营企业不需要去承担一些负担。但不管怎么讲,从客观事实上看,民营企业的投资资本收益率会更高一些,但我们的金融体系在配置资金的时候,还是把超过50%以上的资金配置到这些投资资本收益率相对比较低的一些部门、一些板块里面去。导致的一个后果就在于整个经济的微观基础,就我们企业层面上而言,平均的投资资本收益率相对会低一些。

  第三个原因应该是内因。我们自己的企业或者企业家在如何去经营管理企业方面,其实在认知上还是有一些很大的偏差。比如说多元化,我们不管做什么样的企业,到一定程度之后一定要做金融。

  我们根据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板块数,把它跟企业自身的投资资本收益率做个比较,是一个线性下滑的关系,是负相关关系。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当你多元化程度开始提升的时候,其实你的投资资本收益率是在下降的,就规模本身并没有带来价值创造能力相应的提升,甚至是一个背道而驰的发展方向。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公司治理这个环节。我们三千多个上市公司,到2018年3500多家,2014年到2016年,我们的上市公司根据年报所汇报的净资产收益率的分布情况有一个很有趣的特点,大量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是在0的右边,就比0高一点点。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我们很多企业在汇报它的财务报表时,是有意识地要把它的财务情况放到0的右边,避免亏损。

  美国在同期的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的分布情况,相对而言更像是我们讲到的一个正态分布,也就意味着它有好企业,有很多企业因为经营情况,可能因为市场竞争的情况表现不太好,但不管怎么讲,它相对真实地把企业的运营情况汇报出来了。中国比较奇怪的这种分布,本身反映出的是我们在公司治理机制上的一些缺失。

  那么最后一个原因,我想给大家强调一下税负的问题。我们企业面临的大量的制度成本,还有税收跟各种各样费用的成本,这使得企业的税负非常重。如果这一边做些调整的话,其实我们上市公司的平均投资资本收益率也能够提高到4.3%的样子,从3%提升到4.3%,能够增加将近30%到40%。

  我想对企业而言,当你投资有回报,能够形成自我循环、有自我造血机制的话,整个中国经济微观基础的基本状况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而我们资本市场上也会有更多的高质量企业、有投资价值的企业供投资者去选择、去投资。

  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在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之后,2008年受国际经济形势影响,开始逐渐放慢脚步。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1至2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14%,经济形势继续面临严峻挑战。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面对新挑战、新机遇,企业如何提升投资资本回报率?

  四、伟大的企业如何助力高质量发展?

  为什么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一定要强调投资资本收益率,一定要强调伟大企业,而不是单纯的规模大的大企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罗有一个“索罗模型“,他解释一个国家的增长主要是由劳动力还有资本来驱动的,对那些劳动力跟资本不能解释的部分,他给了一个叫法,叫全要素生产率,就是要素组合起来之后它的效率。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最大的一个成就在于我们完成了工业革命,背后很大程度上,我想跟我们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前三十年,在4%以上的增长速度,这是非常高的一个增长速度,因为美国在过去一百多年,整个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增速只有2.1%的样子。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之后,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开始下降了,那么就提出一个新的要求,未来我们要寻找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或者说高质量增长的新动能,需要把这个动能从简单的要素投入,转换到要素的使用效率方面来。

  我给大家作了一个简单的分析,为什么它特别重要?大家可能了解,比如说我们做一个年份来比较,现在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在改革开放四十年,按照最乐观的估计,美国有个数据来源Penn World Table,按照它的估计,我们是美国现在水平43%的样子。那么大部分的工业化国家,在他们完成工业化进程进入现代化序列之后,它们的这个水平大概是美国的70%到80%的样子。我就给大家列了一些例子,像德国1998年完成这个过程,是91%,日本是2004年,它是80%、79%的样子。

  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计算,比如说当2035年,我们基本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假如说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从现在的43.3%,要达到美国当时的65%的话,就需要每一年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加速度,比美国同期的增长速度高1.95个百分点。美国现在大概一年平均是1%不到一点点,将近1%。那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在未来十七、八年的时间里,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需要达到每一年平均2.9%的样子,接近3%。

  这是很大的一个挑战,这意味着我们企业,我们的微观基础,应该做出很大的一个变化。我们不能再靠过去那种高歌猛进的、简单的投入来拉动增长,可能我们把重点应该放到怎么让这些投入、这些生产要素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样的话,它对应的或者说呼应的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价值判断。那么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的是伟大企业,就是一大批能够非常好地把这些资源、把这些要素能组织起来,能够提供出非常优秀的产品和服务的,能够创造价值的这样一些企业。

  那么它最终会反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投资资本收益率上。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讲了一句话,他说没有什么是比正确地回答了错误的问题更危险的。我想,在中国这个阶段一个正确的问题在于,我们怎么去产生一大批了不起的、能够创造价值的伟大企业,这是我们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一个任务。

  从经营管理角度讲的话,企业,特别是创业企业,可能最重要的是现金流,一定要保证有足够的现金流。不管是做多元化也好,或者探索新的一些投资机会,甚至改弦更张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一定要保证现金流是充沛的,就是有足够的钱去发工资,去还债。

  第二点就是千万别借债,特别是在创业阶段,别借太多的债。因为这是杠杆,这里面债是有期限的,借了债,肯定有还本付息的压力,这种情况下可能很多时候企业为了还债,被迫改变自己的初衷,或者改变自己对企业运营的一些方向的设计,可能带来不好的效果。所以说关注现金流,不要过多地去借债。

  另外一点,保持一个比较平和的心态,就是我关注我该做的事情,如果说这条路能走通的话,我能够做出一个企业,它能够创造价值,能够提供很好的产品服务,能够产生现金流,能够自我循环、自我造血,那我适合把它再做大。但如果这条路走不通的话,我觉得保持这个精神再出发,这就叫屡败屡战,这可能是真正成就伟大企业,我觉得可能也是最后的也是最难的一个基本素质。

  1987年,任正非集资2.1万元创立华为公司,三十年后销售收入七千多亿元人民币;1999年,阿里巴巴从杭州起步,二十年后成长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零售平台;2010年,小米在北京一间租来的小办公室正式成立,到2018年市值超过四千亿元人民币,仅仅用了八年。截止到2018年底,中国大陆拥有近3500万户企业,它们谁将成长为中国未来的伟大企业?创造伟大企业的行业机会又在哪里?

  五、中国的伟大企业在哪里?

  1.哪些行业值得期待?

  回归到内因,有四条非常重要的:

  第一点,一定要找有增长性的行业,就是需求端会决定供给端。到2030年,我们用最保守的估测,未来12年我们保持5.5%的一个实际GDP(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达到将近160万亿的样子,人均的GDP(国民生产总值)很可能会达到1.9到2万美元,我想基本上是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什么样的一些企业、什么样的一些行业,能够对这种变化的需求做出非常及时敏感的回应?比如说金融行业,现在的金融行业整个业务模式其实比较同质化,比较单一。比如到了2030年,一般讲的话,我们金融资产的规模大致上是我们整个GDP(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倍,按不变价格来计算,就是640万亿元金融资产。这里面有多少空间、有多少可能的行业机会在里面?

  像医疗健康行业,欧盟平均的医疗行业的GDP(国民生产总值)的占比是10%到11%的样子,美国最高,占比18%。2018年中国的大健康行业占整个GDP(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6.2%到6.3%的样子。假如说到2030年,我们达到一个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占比10%,10%意味着什么?16万亿的一个行业会崛起。因为医疗行业非常难,非常、非常难,但这个行业就是要你咬牙坚持下去,不是采取那种一时一隅的短期策略,当我们长期坚持,就会看到一批了不起的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疗器械的、制药的、提供一些研发的这种企业在中国整个体系里面崛起。

  这里面还有一个值得我们在未来关注的因素,在于我们的人口结构。到2030年中国整个劳动力人口里,完成了高等教育的劳动力数量是2.5-2.7亿之间。大家可以思考这个问题,那么这2.5-2.7亿的人我们把它激活了,他们的消费需求能够得到满足的话,这将是全世界在21世纪前50年无可争议的、毫无对手的、最大的一个消费市场。

  除此以外,互联网也是很大一块儿,我们的新消费是很大的一块儿,还有高端制造业和IT制造业,还有跟制造业相关的新兴工业,也是很重要的一些门类。在这些领域,我们都会有几倍于GDP(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成长机会。那么这些领域我想通过创新,通过企业家精神,通过商业模式不断地打造,未来会涌现出一批投资资本收益率很高的企业。

  2.苦练什么内功最有效?

  第二点,坚持不懈地研发跟创新非常重要。还是举一个例子:华为。

  华为的研发在最近几年达到了它的销售收入的15%,历年在10%以上,最近几年到了15%。

  2017年,华为销售收入6000亿元人民币,有900亿元人民币在做研发,就相当于130亿美元做研发,高过苹果、谷歌、脸书、亚马逊这样的企业,相当于全国研发金额的5%以上,它占了二十分之一。它创造价值的能力,它的投资资本收益率,显然是可以得到保障的。我们希望在未来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能够去向华为学习,去增加它的研发的投入。

  有很多企业家其实很着急,就希望今年投了很多钱之后,大概两、三年时间就一定要看到效果,如果看不到效果的话就把这个项目砍掉,诸如此类的。这里面就需要给这些企业家在理念上去调整,这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过程,但是这种投资它是值得的。日本2000年前后它们提了一个口号出来:第一要增加研发的GDP(国民生产总值)占比,每一年不管是企业也好还是政府投入也好,要增加它的研发占比。另外一点,它们特别强调基础科学跟基础技术的研发。日本当时有一个口号叫什么呢?就是在2050年之前,就是21世纪的前半叶要产生30个诺贝尔奖的科学奖获得者。这些学者、获奖的科学家大部分都没有在国外待过,他就在日本本土在工作,甚至很多是日本本土的机构培养出来的。

  我想我们在这个阶段,如果说开始强调这样的一些对基础技术、底层技术、基础科学研发的这种投入,同时保持比较耐心的一种科学态度,我觉得也就十年时间,我们能看到大量的中国的诺贝尔奖级的这样一些研发成果出现在各个领域,也包括在医疗健康领域。

  3.企业的核心目标应该是什么?

  最后一点其实我强调比较多,就是投资资本收益率,企业在经营管理上一定要把投资资本收益率,把价值创造放在简单的规模的前面。

  大家讲中国的资本市场是一个“韭菜“很多的市场,是投资者基本上没有赚钱的市场,但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例子:如果说你效行一个非常简单的法则,你像巴菲特一样地去挑那些基本面非常好的企业,假如说你1999年5月份的时候拿到1998年的报表,你算一下这个投资资本收益率,挑出那些投资资本收益最高的20%的企业的股票长期持有,不做任何调整,或者你每一年调吧,一年为周期调一次,那么这一块钱到了2017年年底会变成9块9,将近10块钱的样子,年化的收益率是12.8%。换句话讲,如果你效行这样一种投资策略的话,基本上能跑赢实体经济。

  我们从企业者、企业家或者企业经营者角度来讲这个事情,如果说你在经营管理一个企业的时候,你的核心目标是创造价值,是提升投资资本收益率的话,那么你是可以给你这些股东们提供跟中国的宏观经济表现相匹配的股票市场表现的,你是创造价值的,你的企业很可能被大家认可、尊重,有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企业。

  4.未来哪些企业能脱颖而出?

  大家可能经常问,中国有没有伟大企业?其实如果按照简单的技术指标来衡量的话,像华为跟阿里巴巴,甚至包括去年在香港上市的小米,包括顺丰,它们的投资资本收益率都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因为整个中国A股上市公司平均投资的资本收益率是3%,像阿里巴巴过去五年保持在30%,华为保持在将近20%这样的水平上,小米因为第一年上市,只有一年的数据,甚至高达100%的样子。如果说这些企业,能够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能够把这样一种价值创造的记录能够保持下去,那么从这些企业里面出现一些伟大企业,或者说其中某一个、某两个变成伟大企业完全是可能的。

  大家可以查一下,1997年、2007年和2017年中国股票市场按照市值来排名的前十大企业,就可以发现短短20年间变化有多大。比如2017年排名前两名的企业腾讯跟阿里巴巴,在1997年还不存在,但到了2017年这已经是独占鳌头的两家互联网企业,已经是高科技企业了。

  那么1997年排名第一的传统行业的企业,像四川长虹,到了2017年基本上可能前一百名都已经找不着了,前两百名也找不着了。还是这个上市公司,但是历史很无情,它没有相应地发展起来。

  在十年后我们再聚在一起,再讨论中国最好的或者最大的十个上市公司的变化,划出2027年的市值前十名的企业,我非常笃定的有一点,就是肯定有好多名字是大家现在还不熟悉,甚至还没听说过的,肯定有些行业是我们现在还不熟悉的行业。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在经济的微观基础层面上,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微观基础,需要有一大批伟大的企业,需要改变我们企业经营管理的基本思路,需要实现从大到伟大的这样一个了不起的迈进。

个人简介
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和经济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博士,曾先后任职麦肯锡及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并获香港大学终身教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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